(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雪莱《西风颂》的结束之语。
诚然，如诗中所言，折磨人的时代终于会过去的。
1979年就是整个共和国度过了凛冽的寒冬，在春的温暖中，彻底焕发出生机勃勃的一年。
但这个重生的机会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坐等老天恩赐的。
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靠着自新意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历史，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批判和改正，才换来的浴血重生。
在本世纪后期，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机会，那就是彻底否定和纠正“十年运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否定”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纠正”起来也是异常艰巨的。
同时，这场“运动”曾使得一代人为此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因此即使及时地停止了对人们的继续伤害，也势必在情感上留下深刻入骨的痕迹和震荡。
在这一点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978 年8 月11日，短篇《伤痕》一经在《文汇报》上发表就轰动了文坛，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这本卢新华创作的控诉了“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作品中描写的生活经历和难以承受的亲情裂变，是许多人的亲身体验。
因此才会让无数“死里逃生”出来的人为之深深感动。不但掀起了一场“伤痕思潮”，也使之迅速成为一种火遍全国，引发全民共鸣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社会分氛围的笼罩下，从1978 年底开始到1979 年整整一年的岁月里，共和国只有一种主旋律，那就是解放的欢笑和感奋的眼泪交织在一起。
继“四五”运动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让国人感到巨大的喜悦。
甚至这一点对洪家人也一样，他们同样被囊括在内。
因为谁也没想到，洪衍武总挂在嘴上的预言竟然真的成了真事。
继“老干部”，“知识分子”的问题相继得到借机之后。像他们这样，蒙受政治与亲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长的一群人，从“运动”结束后苦苦等待了两年半，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的一天。
1979 年1 月11 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979 年11 月12 日，中央批转了6 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于是，近五千万户人家因此受惠。洪家、寿家，乃至完颜家一律得到平反。
从此，作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他们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属性。谁也不能再用“黑五类”三个字来称呼他们。
而是应该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人、教员、知识分子。
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再不会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
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 年的这次社会大解放，不但结束了共和国的社会分裂状态，也解放了生产力。
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恰恰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
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
就这样，全国人民再次获得了在同一个天下、同一个起跑线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全国、全民族的幸事。
正如当年发表的诗歌《双桅船》中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完全可以想像，在此之后，洪家、寿家和完颜家的生活肯定要发生不少积极的变化。
还不光是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待遇上面的，而是随着一项项政策的落实，有着实打实的实惠。
比如说，首先，是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的洪禄承和王蕴琳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正式职工退休待遇。
尽管俩人都只能按照新实行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中最低标拿退休费。
可洪禄承原先核定的工资基数就高，百分之六十的标准也有七十多块。再加上王蕴琳最少也能拿二十五块的保底标准。老两口加在一起，每月退休费就能达到一百块钱。
比起过去，洪禄承“劳动改造”一分没有，就王蕴琳一人拿三十八块的工资的窘况，那当然强多了。
可尽管如此，一开始的时候，王蕴琳还真有点舍不得辞那布鞋厂的工作呢。
倒不是为别的，她是觉得找眼下找份正式工作不易，还惦记像别人家那样，想让一个子女接了她的班，自己再退呢。
可洪衍武却说，“妈，您真是想多了。老大、老二都不用您操心。小茹年纪小不说，学习比我二哥都好，今后肯定也是上大学的料啊。恐怕就我和泉子俩人才真是让您发愁的。可一来，您那布鞋厂就看不上我们，根本不乐意接受我们这样的‘两劳人员’，您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未准能说通。二就是真有这机会，我和泉子谁去啊？再说我们俩本身也不愿分开啊。还有，您那厂子也就是个区级的大集体企业，我们这样的小伙子成天和一群老娘们打交道，又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所以，我的亲妈哎，我求求您了，您还是别瞎琢磨了，赶紧辞了差事，回家踏踏实实享福吧……”
王蕴琳这么一想也是，但她很听不得洪衍武的语气。还是嗔嘚了他一句。
“区级大集体怎么了？当初还不是靠这个大集体的工资养活的你们。哼，你妈退了，今后就只能在家当老妈子了，伺候你们几个，比上班更累。”
洪衍武一听，赶紧赔笑。
“是是，我没别的意思。要不说最伟大的是母亲呢？您受委屈了，我们能有吃有穿，全靠老太太您劳苦功高。妈，您放心，往后我爸万一要没了，咱们家肯定演不了《化蜡钎儿》，谁不管您，我也管您……”
“浑说！”王蕴琳听了当场就啐了一口，她也是拿这个活宝儿子没辙。
（注：《化蜡钎儿》是清末阎德山编演的单口相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寡妇老太太三个儿子不孝，逼得他们的寡妇妈将锡蜡扦熔铸，围在腰里，假充私房金银。利欲熏心的三个儿子及儿媳发现后，这才争相供养老母。而老母去世后，发现发财美梦落空，反被世人耻笑）
其后，就是京城各处以街道办事处为具体执行部门，陆续开始退还“运动”中的查抄物资。
不用问，这个退还过程必然很混乱，很复杂的。也一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任务。
因为想想就知道，距离查抄的时候已经太久远了，物资堆积如山，难以理清不说。有许多物资还遭遇破坏，或下落不明。现存的一些东西，物主也缺乏有效的证明。
这都是很现实的困难，只能是理清出一部分，再退赔一部分。
可即使如此，能拿回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已经是许多人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了。像寿敬方家就得回了不少器物。
硬木家具，茶碗掸瓶、樟木箱子皮大氅，玛瑙朝珠宣德炉，珐琅彩的西洋座钟……大大小小数十件，真有不少的好东西。
可最让寿敬方欣慰的，还是他在街道办事处的物资仓库里找回来家藏的上千本医学古籍、御医医案和自己写了一半的医书，这才是他们寿家真正的传家之宝。
虽然街道办的人也曾一度犹豫他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不好把东西让他拿走。
可街道主任也曾是寿敬方的患者。一句“咱们街道，除了寿家，谁还能有这些东西？把东西给他，我负这个责任。”也就没人再为难、有二话了。
要说寿敬方和寿诤拿回这些古籍可都高兴坏了，这爷儿俩当天回去一宿没睡，愣是一起把这些书都给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遍。
第二天他们还招呼洪衍武和陈力泉帮忙弄了辆三轮车，又去家具店买了个两大书柜给拉家去了。等妥妥当当彻底安置好了这些书籍，这爷儿俩心里才算踏实。
而其他那些值钱的东西，他们倒像堆破烂一样瞎摞在堂屋，一时也懒得管了。这既是让洪衍武不觉哑然失笑，又大生敬仰。
不过洪家，可就没有寿家这么大的动静了。
这是因为他们家大部分家资，当初经由洪禄承都给弄到香港去了。剩下那点家底，“三反五反”退赔，从老宅搬出来要变卖，“自然灾害”的三年里填肚子，给王蕴琳治病，也就都耗光了。
真到“运动”时期，家里早就没什么实际东西了。由于邻居们保护，也没怎么遭难。所以这件事跟他们的关系并不大。
可偏偏没想到，另有一件好事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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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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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雪莱《西风颂》的结束之语。
诚然，如诗中所言，折磨人的时代终于会过去的。
1979年就是整个共和国度过了凛冽的寒冬，在春的温暖中，彻底焕发出生机勃勃的一年。
但这个重生的机会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坐等老天恩赐的。
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靠着自新意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历史，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批判和改正，才换来的浴血重生。
在本世纪后期，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机会，那就是彻底否定和纠正“十年运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否定”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纠正”起来也是异常艰巨的。
同时，这场“运动”曾使得一代人为此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因此即使及时地停止了对人们的继续伤害，也势必在情感上留下深刻入骨的痕迹和震荡。
在这一点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978 年8 月11日，短篇《伤痕》一经在《文汇报》上发表就轰动了文坛，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这本卢新华创作的控诉了“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作品中描写的生活经历和难以承受的亲情裂变，是许多人的亲身体验。
因此才会让无数“死里逃生”出来的人为之深深感动。不但掀起了一场“伤痕思潮”，也使之迅速成为一种火遍全国，引发全民共鸣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社会分氛围的笼罩下，从1978 年底开始到1979 年整整一年的岁月里，共和国只有一种主旋律，那就是解放的欢笑和感奋的眼泪交织在一起。
继“四五”运动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让国人感到巨大的喜悦。
甚至这一点对洪家人也一样，他们同样被囊括在内。
因为谁也没想到，洪衍武总挂在嘴上的预言竟然真的成了真事。
继“老干部”，“知识分子”的问题相继得到借机之后。像他们这样，蒙受政治与亲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长的一群人，从“运动”结束后苦苦等待了两年半，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的一天。
1979 年1 月11 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979 年11 月12 日，中央批转了6 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于是，近五千万户人家因此受惠。洪家、寿家，乃至完颜家一律得到平反。
从此，作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他们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属性。谁也不能再用“黑五类”三个字来称呼他们。
而是应该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人、教员、知识分子。
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再不会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
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 年的这次社会大解放，不但结束了共和国的社会分裂状态，也解放了生产力。
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恰恰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
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
就这样，全国人民再次获得了在同一个天下、同一个起跑线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全国、全民族的幸事。
正如当年发表的诗歌《双桅船》中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完全可以想像，在此之后，洪家、寿家和完颜家的生活肯定要发生不少积极的变化。
还不光是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待遇上面的，而是随着一项项政策的落实，有着实打实的实惠。
比如说，首先，是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的洪禄承和王蕴琳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正式职工退休待遇。
尽管俩人都只能按照新实行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中最低标拿退休费。
可洪禄承原先核定的工资基数就高，百分之六十的标准也有七十多块。再加上王蕴琳最少也能拿二十五块的保底标准。老两口加在一起，每月退休费就能达到一百块钱。
比起过去，洪禄承“劳动改造”一分没有，就王蕴琳一人拿三十八块的工资的窘况，那当然强多了。
可尽管如此，一开始的时候，王蕴琳还真有点舍不得辞那布鞋厂的工作呢。
倒不是为别的，她是觉得找眼下找份正式工作不易，还惦记像别人家那样，想让一个子女接了她的班，自己再退呢。
可洪衍武却说，“妈，您真是想多了。老大、老二都不用您操心。小茹年纪小不说，学习比我二哥都好，今后肯定也是上大学的料啊。恐怕就我和泉子俩人才真是让您发愁的。可一来，您那布鞋厂就看不上我们，根本不乐意接受我们这样的‘两劳人员’，您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未准能说通。二就是真有这机会，我和泉子谁去啊？再说我们俩本身也不愿分开啊。还有，您那厂子也就是个区级的大集体企业，我们这样的小伙子成天和一群老娘们打交道，又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所以，我的亲妈哎，我求求您了，您还是别瞎琢磨了，赶紧辞了差事，回家踏踏实实享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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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一听，赶紧赔笑。
“是是，我没别的意思。要不说最伟大的是母亲呢？您受委屈了，我们能有吃有穿，全靠老太太您劳苦功高。妈，您放心，往后我爸万一要没了，咱们家肯定演不了《化蜡钎儿》，谁不管您，我也管您……”
“浑说！”王蕴琳听了当场就啐了一口，她也是拿这个活宝儿子没辙。
（注：《化蜡钎儿》是清末阎德山编演的单口相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寡妇老太太三个儿子不孝，逼得他们的寡妇妈将锡蜡扦熔铸，围在腰里，假充私房金银。利欲熏心的三个儿子及儿媳发现后，这才争相供养老母。而老母去世后，发现发财美梦落空，反被世人耻笑）
其后，就是京城各处以街道办事处为具体执行部门，陆续开始退还“运动”中的查抄物资。
不用问，这个退还过程必然很混乱，很复杂的。也一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任务。
因为想想就知道，距离查抄的时候已经太久远了，物资堆积如山，难以理清不说。有许多物资还遭遇破坏，或下落不明。现存的一些东西，物主也缺乏有效的证明。
这都是很现实的困难，只能是理清出一部分，再退赔一部分。
可即使如此，能拿回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已经是许多人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了。像寿敬方家就得回了不少器物。
硬木家具，茶碗掸瓶、樟木箱子皮大氅，玛瑙朝珠宣德炉，珐琅彩的西洋座钟……大大小小数十件，真有不少的好东西。
可最让寿敬方欣慰的，还是他在街道办事处的物资仓库里找回来家藏的上千本医学古籍、御医医案和自己写了一半的医书，这才是他们寿家真正的传家之宝。
虽然街道办的人也曾一度犹豫他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不好把东西让他拿走。
可街道主任也曾是寿敬方的患者。一句“咱们街道，除了寿家，谁还能有这些东西？把东西给他，我负这个责任。”也就没人再为难、有二话了。
要说寿敬方和寿诤拿回这些古籍可都高兴坏了，这爷儿俩当天回去一宿没睡，愣是一起把这些书都给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遍。
第二天他们还招呼洪衍武和陈力泉帮忙弄了辆三轮车，又去家具店买了个两大书柜给拉家去了。等妥妥当当彻底安置好了这些书籍，这爷儿俩心里才算踏实。
而其他那些值钱的东西，他们倒像堆破烂一样瞎摞在堂屋，一时也懒得管了。这既是让洪衍武不觉哑然失笑，又大生敬仰。
不过洪家，可就没有寿家这么大的动静了。
这是因为他们家大部分家资，当初经由洪禄承都给弄到香港去了。剩下那点家底，“三反五反”退赔，从老宅搬出来要变卖，“自然灾害”的三年里填肚子，给王蕴琳治病，也就都耗光了。
真到“运动”时期，家里早就没什么实际东西了。由于邻居们保护，也没怎么遭难。所以这件事跟他们的关系并不大。
可偏偏没想到，另有一件好事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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