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杨厂长和魏大姐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啊？
也是有原因的。
敢情自元旦以来，他们之所以对服务公司的成绩和动态没做太多关注。
除了思想上的轻忽以外，也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厂领导一样，几乎都被上级发布的一个人事命令牵住了精力。
那就是各单位奉命开始清理整顿“以工代干”的事儿。
说起来，这也是非常时期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现象。
前些年的时候，由于政治风波动荡，干部迅速减员的同时，干部来源也持续变少。
于是为了维持社会职能正常运转，许多政治过硬的工人就被借调去顶替干部的工作。
简而言之，就是关系留在原单位，暂时用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
这就叫“以工代干”。
应该说，在当年社会结构非常僵化、社会流动基本冻结、个人出路很少的情况下。
谁能取得“以工代干”的身份，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
像第五代导演张艺谋1974年当工人时，自己苦学摄影。
他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但也得说明白一点，由于编制问题。
这批人尽管掌握了一定权力，但在福利和待遇上却不能和真正的干部比肩。
他们的工资只能按照原单位的薪酬支取，顶多是领些额外补贴和津贴而已。
干部和工人身份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道鸿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这就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也难免有一种失落感。
而他们最大的梦想也就是谋求转成正式干部，尽快把“代”字去掉。
偏偏由于素质和教育程度所限，许多人不仅思想很“左”，自身能力也远不能胜任干部的工作。
所以动荡年代一经结束，他们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的顺利发展形成了阻力。
于是国家就不能不痛下决心宣告这项制度进入历史了，现在就到了让这批人交出手中权力的时候。
具体措施是肯定一小部分人的成绩，说符合条件可以转干。
同时也指出大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
最后还明确要求，今后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干”这样的词汇。
那不用说，这决定着众多人利益的事儿，马上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和干扰。
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有的人托人说情、弄虚作假，比如多报年限，提供假证明、假学历。拿“北极熊”来说，前前后后也派出过不少这样“以工代干”的人。
想当初是郭书记掌权，杨厂长在“批白专路线”的时候，一度还曾溜边儿站。
（注：白专路线，就是指不追求政治进步，只追求学业、技术与科研成功。）
那这样的“美事儿”，自然大部分都是走了郭书记的门路。
而且后来这批人也帮郭书记办了不少事儿。
现在这帮人里还没办成“转干”的大概有十几个人。
遇到难关了，掉头又来求他，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可惜现在厂里已经换了天了，组织和人事权完全捏在了杨厂长手里。
他既怕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回厂继续作威作福，坏了他的一锅粥。
轻工业局还已经通报了一个干部在这事儿上徇私，被降职处理的事儿。
鉴于这两种压力，他怎么可能豁出自己，去成全郭书记的人情债呢？
于是这几个月杨厂长跟郭书记竟扯皮论仗了。
而随后，一个副书记、两个副厂长，工会魏大姐、还有组织科、人事科也都牵连在其中。
有人怕沾包想撇清自己，有人受人所托要说情，有人为了选边站表忠心，有人是想和稀泥……
总之那叫一个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结果就让这事儿就越捋越捋不清。
如今杨厂长是被一帮人的吐沫喷的焦头烂额，魏大姐是为了维护厂内安定团结左右两难，全体领导班子几乎全陷在这件事里了。
这才是几个月以来，服务公司能关起门来，闷声大发财的真正原因。
要不然，怎么也不会这么多厂领导对他们一直不闻不问啊。
而就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又冒出服务公司的爆炸性新闻来。
所有人都不了解情况，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服务公司胡糟改呢，厂里借他们的启动资金弄不好要赔光。
再加上头喽培训室里“养懒汉”的事儿，那郭书记必然会第一时间借题发挥，向杨厂长和魏大姐质问。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杨厂长和魏大姐如果做不出合理答复和交代。
那么下一步，郭书记就会建议派几个待安置的“以工代干”去查服务公司。
为了以示清白，杨厂长和魏大姐恐怕不得不同意。
这样一旦查出问题，别说水清会因为经济问题吃不了兜着走，这事儿也会成为杨厂长和魏大姐的小辫子。
像“监管不力”、“所用非人”、“御下不严”的罪名就能扣上了。
即使查不出问题，还能鸡蛋里挑骨头呢。
至少派去查问题的人，事后还多半会被郭书记以“必要的监督”的名义，借机安置下来，为服务公司埋下了隐患。
这又有多么合适呢？
所以说这事儿出在这个垦节儿上非比寻常啊，不能等闲视之。
真要是洪衍武和水清没长这个心眼，弄不好郭书记的“组合拳”就能打死老师傅。
让他们每个人都应付不迭，吃个大大的闷亏。
果不其然，和预计的一样。
才隔了一天，郭书记就紧急召开了一次厂务会，把服务公司的事儿甩在了台面儿上。
不过可惜，他慢了就是慢了。
这“秘密武器”虽然爆出后声势不凡，让会场为之哗然，却注定不能再起到“突然袭击”的奇效。
杨厂长和魏大姐都镇定自若，经过一番合计，他们早已胸有成算。
这不，俩人心生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先由魏大姐先不动声色的敲打了一句。
“都安静一下，注意会场纪律。”
杨厂长这才若无其事的发言。
“好了好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其实郭书记就是不召开这个厂务会，我也要召开。为什么？因为服务公司办得好啊！咱们厂出了能人！可喜可贺！这是我们厂贯彻上级指示，试行负责制的初步成功，是制度改革上完全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成绩……”
好嘛，杨书记这么一说不要紧，私下同样有勾连的郭书记和副书记俩人脸色全变了。
俩人可没想到杨厂长会是这个态度。
更心知不能由着杨厂长把调子定下来，否则后面还怎么说啊？
于是副书记就得出面，开始来搅和了。
“等等，等等！杨厂长，您这么说，我怎么糊涂了？服务公司的状况明明是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啊！您怎么还把他们美化成改革典型了？何况没经任何调查呢，您就敢打这个保票！这万一要是……”
哪知杨厂长却根本不吃他这套，微微一笑，掷地有声的说。
“不用调查，我身为全厂负责经营和生产的最高领导，当然得掌握服务公司的经济情况。我就敢打这个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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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情自元旦以来，他们之所以对服务公司的成绩和动态没做太多关注。
除了思想上的轻忽以外，也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厂领导一样，几乎都被上级发布的一个人事命令牵住了精力。
那就是各单位奉命开始清理整顿“以工代干”的事儿。
说起来，这也是非常时期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现象。
前些年的时候，由于政治风波动荡，干部迅速减员的同时，干部来源也持续变少。
于是为了维持社会职能正常运转，许多政治过硬的工人就被借调去顶替干部的工作。
简而言之，就是关系留在原单位，暂时用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
这就叫“以工代干”。
应该说，在当年社会结构非常僵化、社会流动基本冻结、个人出路很少的情况下。
谁能取得“以工代干”的身份，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
像第五代导演张艺谋1974年当工人时，自己苦学摄影。
他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但也得说明白一点，由于编制问题。
这批人尽管掌握了一定权力，但在福利和待遇上却不能和真正的干部比肩。
他们的工资只能按照原单位的薪酬支取，顶多是领些额外补贴和津贴而已。
干部和工人身份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道鸿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这就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也难免有一种失落感。
而他们最大的梦想也就是谋求转成正式干部，尽快把“代”字去掉。
偏偏由于素质和教育程度所限，许多人不仅思想很“左”，自身能力也远不能胜任干部的工作。
所以动荡年代一经结束，他们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的顺利发展形成了阻力。
于是国家就不能不痛下决心宣告这项制度进入历史了，现在就到了让这批人交出手中权力的时候。
具体措施是肯定一小部分人的成绩，说符合条件可以转干。
同时也指出大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
最后还明确要求，今后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干”这样的词汇。
那不用说，这决定着众多人利益的事儿，马上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和干扰。
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有的人托人说情、弄虚作假，比如多报年限，提供假证明、假学历。拿“北极熊”来说，前前后后也派出过不少这样“以工代干”的人。
想当初是郭书记掌权，杨厂长在“批白专路线”的时候，一度还曾溜边儿站。
（注：白专路线，就是指不追求政治进步，只追求学业、技术与科研成功。）
那这样的“美事儿”，自然大部分都是走了郭书记的门路。
而且后来这批人也帮郭书记办了不少事儿。
现在这帮人里还没办成“转干”的大概有十几个人。
遇到难关了，掉头又来求他，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可惜现在厂里已经换了天了，组织和人事权完全捏在了杨厂长手里。
他既怕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回厂继续作威作福，坏了他的一锅粥。
轻工业局还已经通报了一个干部在这事儿上徇私，被降职处理的事儿。
鉴于这两种压力，他怎么可能豁出自己，去成全郭书记的人情债呢？
于是这几个月杨厂长跟郭书记竟扯皮论仗了。
而随后，一个副书记、两个副厂长，工会魏大姐、还有组织科、人事科也都牵连在其中。
有人怕沾包想撇清自己，有人受人所托要说情，有人为了选边站表忠心，有人是想和稀泥……
总之那叫一个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结果就让这事儿就越捋越捋不清。
如今杨厂长是被一帮人的吐沫喷的焦头烂额，魏大姐是为了维护厂内安定团结左右两难，全体领导班子几乎全陷在这件事里了。
这才是几个月以来，服务公司能关起门来，闷声大发财的真正原因。
要不然，怎么也不会这么多厂领导对他们一直不闻不问啊。
而就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又冒出服务公司的爆炸性新闻来。
所有人都不了解情况，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服务公司胡糟改呢，厂里借他们的启动资金弄不好要赔光。
再加上头喽培训室里“养懒汉”的事儿，那郭书记必然会第一时间借题发挥，向杨厂长和魏大姐质问。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杨厂长和魏大姐如果做不出合理答复和交代。
那么下一步，郭书记就会建议派几个待安置的“以工代干”去查服务公司。
为了以示清白，杨厂长和魏大姐恐怕不得不同意。
这样一旦查出问题，别说水清会因为经济问题吃不了兜着走，这事儿也会成为杨厂长和魏大姐的小辫子。
像“监管不力”、“所用非人”、“御下不严”的罪名就能扣上了。
即使查不出问题，还能鸡蛋里挑骨头呢。
至少派去查问题的人，事后还多半会被郭书记以“必要的监督”的名义，借机安置下来，为服务公司埋下了隐患。
这又有多么合适呢？
所以说这事儿出在这个垦节儿上非比寻常啊，不能等闲视之。
真要是洪衍武和水清没长这个心眼，弄不好郭书记的“组合拳”就能打死老师傅。
让他们每个人都应付不迭，吃个大大的闷亏。
果不其然，和预计的一样。
才隔了一天，郭书记就紧急召开了一次厂务会，把服务公司的事儿甩在了台面儿上。
不过可惜，他慢了就是慢了。
这“秘密武器”虽然爆出后声势不凡，让会场为之哗然，却注定不能再起到“突然袭击”的奇效。
杨厂长和魏大姐都镇定自若，经过一番合计，他们早已胸有成算。
这不，俩人心生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先由魏大姐先不动声色的敲打了一句。
“都安静一下，注意会场纪律。”
杨厂长这才若无其事的发言。
“好了好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其实郭书记就是不召开这个厂务会，我也要召开。为什么？因为服务公司办得好啊！咱们厂出了能人！可喜可贺！这是我们厂贯彻上级指示，试行负责制的初步成功，是制度改革上完全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成绩……”
好嘛，杨书记这么一说不要紧，私下同样有勾连的郭书记和副书记俩人脸色全变了。
俩人可没想到杨厂长会是这个态度。
更心知不能由着杨厂长把调子定下来，否则后面还怎么说啊？
于是副书记就得出面，开始来搅和了。
“等等，等等！杨厂长，您这么说，我怎么糊涂了？服务公司的状况明明是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啊！您怎么还把他们美化成改革典型了？何况没经任何调查呢，您就敢打这个保票！这万一要是……”
哪知杨厂长却根本不吃他这套，微微一笑，掷地有声的说。
“不用调查，我身为全厂负责经营和生产的最高领导，当然得掌握服务公司的经济情况。我就敢打这个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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