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李国平：二〇〇二年，你的文学生涯已走过了四十五年，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你能描述一下最初萌动的情形吗？
陈忠实：追溯起来，我的文学生涯应从我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小说算起。那是一次作文，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桃园风波》，那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追求就起于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一是家脉的影响，父亲的形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有些文化。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父亲和一般农民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他总是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二是我上初二的时候，那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我记得厚厚的一本文学课本收录有现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包括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李准的刚刚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我读他们的东西，似乎直接复活了我少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感到亲切和惊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产生了借阅文学书籍的欲望。再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姓车，刚从师范学院毕业，车老师大概是一个标准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发烧友，他讲语文课，还给我们讲一些当时文坛的趣闻动态、作家故事。我后来写了一篇作文《堤》，是车老师主动提出为我抄写并向《延河》投稿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延河》。车老师拨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五十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是一种兴趣。那时候的确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热爱。
李国平：你觉着你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白鹿原》当然是高峰，有几次高峰？几次转折？
陈忠实：我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作欲望的发生、萌动开始，在中学办文学社、出墙报，到高中毕业后回乡。高考失败后几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就立志搞创作。一九六五年在《西安日报》发表处女作《夜过流沙沟》。直到一九七八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从最初的爱好到能够发表作品，到引起一定的重视和反响，是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包含着基本训练、学习和借鉴，以及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创作心理上的自信与自卑和文学的神秘感问题。第二个阶段大约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一九七八年，我已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春天的到来，文学可以当事业干了。我也从基层行政部门调到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去皈依文学，那几乎是一个自虐式的反省。剥离的过程和目的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来荡涤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树文学的信心。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转折期，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问题。记得当时《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从北京赶到我下乡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亮亮相，哪怕写一篇散文，给《人民日报》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说陈忠实已趴下了。我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读者。那时候和后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剥离，使我获得了文学的新生。第三个阶段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意识到《白鹿原》的内涵和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软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能否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
李国平：在你的文学生涯中遇到许多文学前辈、文学编辑、文朋诗友，王汶石、吕震岳、蒙万夫、徐剑铭、张月赓、李下叔、何启治，他们可说是你的良师益友，每每在创作的重要关口给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命运相伴而生。而《白鹿原》的创作，可以说是我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一次实现，我们这一茬农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学，不能说没有改变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动机，世俗的和精神的剥离过程很难机械划分，很难说哪一位作家走上专业道路了，他就剥离干净了，我感觉这和作家境界、对文学理解的深度有关系。
李国平：你的生命历程、创作历程，和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构成了同构关系，你的命运、你的创作也有过坎坷，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感慨良多。
陈忠实：我五十年代开始上学，接触生活。六十年代开始，以社会最基层干部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经历感受着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变化。个体命运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颠簸着、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灵剥离、精神提升的过程。可以说不光我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言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锻铸承受苦难的能力，这是感受社会和人生的支点。如果这样的能力差一点，就会被生活的列车挤下去，就谈不到精神剥离和精神成长。
李国平：你说过，你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恐惧、警觉，五十岁的时候，有许多生命警悟，现在是什么心境？
陈忠实：我在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恐惧感、紧迫感，感觉五十岁是一个年龄大关，加之那些年不断有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我恐惧的是我最重要的艺术感受、艺术理想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创作能否完成。现在我心态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时候意识到的创作理想在我最为重要的年龄阶段已经完成。我六十岁的生命和五十岁的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没有消极。我说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顺，不是超然，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都应该渗透到生命里，该顺的顺，不该顺的不顺。
李国平：我记得八十年代，观胜的《猎户星座》出来，请民间的一位老者看，这位老者说，观胜，日不倒洋人。这可以说是你们那一批作家创作志向和雄心的体现，《白鹿原》也可说是这个文学雄心的体现和实践。
陈忠实：是的，《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有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激励。路遥、志安已经离世。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坚守。
李国平：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你曾谈到，你写出《白鹿原》时有两种估计，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会产生反响。《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文学的进步？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白鹿原》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如果说关于《白鹿原》有误读的话，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波澜。回想起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都引起过争论，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
李国平：一个较重要的时期，陕西的文学创作是师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你多谈到外国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陈忠实：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师承柳青的过程。我觉得柳青的遗产我们阅读得还不够。像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我们今天重读，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有一句话是“大树底下不长苗”，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我对外国作家的阅读不光是拉美这一块，西欧、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只是近来较多阅读拉美文学罢了。另外，我读外国文学，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古典文化、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现在补课的欲望强，但理解快，记忆力差。
李国平：关于《白鹿原》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白鹿原》的创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完成的创作理想。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比如后几章弱了点，不如前面饱满。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军旅生活，我对氛围的把握，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
李国平：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发现有几个关键词：体验、神圣、良知，它们在什么层面上表明着你的文学认识？
陈忠实：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良知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历朝历代最优美的散文和诗歌里都贯穿着这种品格。良知是心理形态、精神形态，强装不行。具体到创作中，对人类的关心，哪怕是对最卑微的生命的关注，作家的爱、怜悯和忧患都隐含在其中，读者最敏感的是这些东西，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面貌。
李国平：最近读到你的几个短篇，尤其是《日子》，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希冀、顽强和坚忍，从中能读出你对现实的关注，也能读出你重回《白鹿原》后的沉静，好像你正在回归写作《白鹿原》时的状态。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终结，六十岁不是创作的完成，你是不是正在为大的建构做准备，或者说有系统的创作考虑？
陈忠实：我最近的几个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腊月的故事》，说责任感也罢，说忧患也罢，关注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和呼吁，是着重写生存状态下的心理状态，透示出一种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为社会前行过程中留下感性印记。关于创作我从不做承诺，我的创作忠实于我每个阶段的体验和感悟。我觉得当代生活最能激发我的心理感受，最能产生创作冲动和表现欲。
李国平：有作家说，读者永远比评论家更可靠，这当然脱离不了特殊的语境，但也有恒久的意味，拥有读者的广泛认同，是作家的荣幸，是作家生命力的延续，你可有这样的感触？
陈忠实：自我从事创作以来，也曾有过创作劳动被读者验证、认可的感受，但从未达到过《白鹿原》这样的呼应，我的生命、我的创作报偿全在于此。《白鹿原》出版以来，我亲自盖章签名的书有几万册，一位石家庄的读者来信写道：“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咳血，不知你是否还能活着看到我的信吗？”而且我惊异的是就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读者对《白鹿原》的阅读理解都没有障碍。我曾经说过，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如果我的书使不同的读者哪怕有些微的收益，那是我最大的心理补偿，我也唯有在有限的生命里用我的创作劳动来回报他们。
（原载《陕西日报》2002年7月31日）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陈忠实：追溯起来，我的文学生涯应从我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小说算起。那是一次作文，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做《桃园风波》，那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追求就起于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一是家脉的影响，父亲的形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有些文化。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父亲和一般农民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他总是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二是我上初二的时候，那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我记得厚厚的一本文学课本收录有现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包括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李准的刚刚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我读他们的东西，似乎直接复活了我少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感到亲切和惊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产生了借阅文学书籍的欲望。再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姓车，刚从师范学院毕业，车老师大概是一个标准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发烧友，他讲语文课，还给我们讲一些当时文坛的趣闻动态、作家故事。我后来写了一篇作文《堤》，是车老师主动提出为我抄写并向《延河》投稿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延河》。车老师拨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五十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是一种兴趣。那时候的确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热爱。
李国平：你觉着你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白鹿原》当然是高峰，有几次高峰？几次转折？
陈忠实：我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作欲望的发生、萌动开始，在中学办文学社、出墙报，到高中毕业后回乡。高考失败后几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就立志搞创作。一九六五年在《西安日报》发表处女作《夜过流沙沟》。直到一九七八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从最初的爱好到能够发表作品，到引起一定的重视和反响，是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包含着基本训练、学习和借鉴，以及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创作心理上的自信与自卑和文学的神秘感问题。第二个阶段大约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一九七八年，我已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春天的到来，文学可以当事业干了。我也从基层行政部门调到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去皈依文学，那几乎是一个自虐式的反省。剥离的过程和目的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来荡涤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树文学的信心。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转折期，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问题。记得当时《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从北京赶到我下乡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亮亮相，哪怕写一篇散文，给《人民日报》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说陈忠实已趴下了。我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读者。那时候和后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剥离，使我获得了文学的新生。第三个阶段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意识到《白鹿原》的内涵和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软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能否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
李国平：在你的文学生涯中遇到许多文学前辈、文学编辑、文朋诗友，王汶石、吕震岳、蒙万夫、徐剑铭、张月赓、李下叔、何启治，他们可说是你的良师益友，每每在创作的重要关口给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命运相伴而生。而《白鹿原》的创作，可以说是我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一次实现，我们这一茬农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学，不能说没有改变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动机，世俗的和精神的剥离过程很难机械划分，很难说哪一位作家走上专业道路了，他就剥离干净了，我感觉这和作家境界、对文学理解的深度有关系。
李国平：你的生命历程、创作历程，和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构成了同构关系，你的命运、你的创作也有过坎坷，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感慨良多。
陈忠实：我五十年代开始上学，接触生活。六十年代开始，以社会最基层干部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经历感受着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变化。个体命运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颠簸着、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灵剥离、精神提升的过程。可以说不光我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言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锻铸承受苦难的能力，这是感受社会和人生的支点。如果这样的能力差一点，就会被生活的列车挤下去，就谈不到精神剥离和精神成长。
李国平：你说过，你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恐惧、警觉，五十岁的时候，有许多生命警悟，现在是什么心境？
陈忠实：我在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恐惧感、紧迫感，感觉五十岁是一个年龄大关，加之那些年不断有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我恐惧的是我最重要的艺术感受、艺术理想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创作能否完成。现在我心态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时候意识到的创作理想在我最为重要的年龄阶段已经完成。我六十岁的生命和五十岁的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没有消极。我说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顺，不是超然，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都应该渗透到生命里，该顺的顺，不该顺的不顺。
李国平：我记得八十年代，观胜的《猎户星座》出来，请民间的一位老者看，这位老者说，观胜，日不倒洋人。这可以说是你们那一批作家创作志向和雄心的体现，《白鹿原》也可说是这个文学雄心的体现和实践。
陈忠实：是的，《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有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激励。路遥、志安已经离世。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坚守。
李国平：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你曾谈到，你写出《白鹿原》时有两种估计，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会产生反响。《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文学的进步？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白鹿原》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如果说关于《白鹿原》有误读的话，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波澜。回想起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都引起过争论，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
李国平：一个较重要的时期，陕西的文学创作是师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你多谈到外国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陈忠实：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师承柳青的过程。我觉得柳青的遗产我们阅读得还不够。像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我们今天重读，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有一句话是“大树底下不长苗”，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我对外国作家的阅读不光是拉美这一块，西欧、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只是近来较多阅读拉美文学罢了。另外，我读外国文学，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古典文化、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现在补课的欲望强，但理解快，记忆力差。
李国平：关于《白鹿原》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白鹿原》的创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完成的创作理想。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比如后几章弱了点，不如前面饱满。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军旅生活，我对氛围的把握，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
李国平：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发现有几个关键词：体验、神圣、良知，它们在什么层面上表明着你的文学认识？
陈忠实：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良知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历朝历代最优美的散文和诗歌里都贯穿着这种品格。良知是心理形态、精神形态，强装不行。具体到创作中，对人类的关心，哪怕是对最卑微的生命的关注，作家的爱、怜悯和忧患都隐含在其中，读者最敏感的是这些东西，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面貌。
李国平：最近读到你的几个短篇，尤其是《日子》，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希冀、顽强和坚忍，从中能读出你对现实的关注，也能读出你重回《白鹿原》后的沉静，好像你正在回归写作《白鹿原》时的状态。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终结，六十岁不是创作的完成，你是不是正在为大的建构做准备，或者说有系统的创作考虑？
陈忠实：我最近的几个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腊月的故事》，说责任感也罢，说忧患也罢，关注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和呼吁，是着重写生存状态下的心理状态，透示出一种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为社会前行过程中留下感性印记。关于创作我从不做承诺，我的创作忠实于我每个阶段的体验和感悟。我觉得当代生活最能激发我的心理感受，最能产生创作冲动和表现欲。
李国平：有作家说，读者永远比评论家更可靠，这当然脱离不了特殊的语境，但也有恒久的意味，拥有读者的广泛认同，是作家的荣幸，是作家生命力的延续，你可有这样的感触？
陈忠实：自我从事创作以来，也曾有过创作劳动被读者验证、认可的感受，但从未达到过《白鹿原》这样的呼应，我的生命、我的创作报偿全在于此。《白鹿原》出版以来，我亲自盖章签名的书有几万册，一位石家庄的读者来信写道：“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咳血，不知你是否还能活着看到我的信吗？”而且我惊异的是就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读者对《白鹿原》的阅读理解都没有障碍。我曾经说过，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如果我的书使不同的读者哪怕有些微的收益，那是我最大的心理补偿，我也唯有在有限的生命里用我的创作劳动来回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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